作为博古李德总后台的王明，其错误思想的根源在哪里？王明是如何走上神坛，又是如何跌落九天的呢？

今天咱们就聊聊聊这些事。

本文结构

01 立三路线：苏联应该配合中国的革命

02 王明反立三路线上位

03 米夫为什么如此器重王明

04 王明的代理人博古

05 王明亲自下场

01

立三路线：苏联应该配合中国的革命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党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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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在莫斯科召开是因为当时国内白色恐怖非常严重，很难找到安全的会议地点，而且当时党的经费也非常困难。再加上恰好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都在那个时间段要在莫斯科召开，六大的许多代表也需要参加这两个会议，于是，在向共产国际报告之后，我们党把六大也放在了莫斯科召开。

在这次会议上选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向忠发、周恩来、苏征兆、项英和蔡和森。李立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但是由于向忠发工作能力一般，所以中央的日常工作实际上是由周恩来主持、李立三协助的。没过多久，李立三正式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秘书长和宣传部长。

六大结束之后，瞿秋白、张国焘、邓中夏、王若飞等人作为我党常驻共产国际代表留在的莫斯科，其他人回到国内继续领导国内的革命运动。

1930年，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正冲击着英美法德等传统西方强国。

与此同时，国内军阀混战激烈，蒋介石正在全力与其他派系军阀周旋。我党经过两年的休生养息，革命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革命根据地日益扩大，中心城市的力量也正在得到恢复。力量上的此消彼长，让党内的一些同志对形势产生了误判，这其中的典型就是李立三。

李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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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3月初，周恩来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李立三在党内独揽大权。身为宣传部长的他在《红旗》、《布尔塞维克》等党刊上发表《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等多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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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大意是：我党已经掌握了足够的革命力量，中国的革命形势已经到了大决战的前夜。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革命的中心，中国的革命必将引起资本主义的恐慌，进而掀动世界革命的爆发。所以苏联的革命应当配合我们中国的革命！

李立三还坚持“城市中心论”，认为不需要再搞农村包围城市了，只要在城市里搞暴动就能完胜国民党反动派。

他还打算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同时命令红军进攻武汉、长沙等中心城市，提出了“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豪言壮语胡言乱语！

我们现在回顾历史的时候，是开了上帝视角的，知道这是对当时中国革命状况的误判。可当时的人们对此不了解，尤其是李立三的“苏联要配合中国革命”的论调太具有煽动性了，特别容易满足某些人狂妄自大、虚荣自满的心理。

于是，稀里糊涂的，武汉、南京暴动了，上海总同盟罢工了。可结果呢？国民党在城市中的力量依旧非常强大，国统区内许多党组织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力量盲目地暴露出来，先后有11个省委机关遭到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

但是李立三依然我行我素，继续推行自己的冒进路线，这就给了王明上位的机会。

02

王明反立三路线上位

王明虽然只比李立三小5岁，但是论当时的资历和党内职务绝对是小字辈。1925年，王明21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职务只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宣传干事。同年，王明去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得到了当时的校长米夫的赏识。

年轻时代的王明（1904-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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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后，25岁的王明学成回国，到《红旗》报任编辑，而此时的李立三却是中共中央的政治局常委、宣传部长！这地位悬殊可不是一般的大。

可王明就敢公开反对李立三！原因也很简单，王明清楚地知道李立三的政治路线是以中国革命为中心，要求苏联配合中国，这是苏共所不能容忍的！

所以，当李立三与共产国际发生了争执时，身为中宣部秘书的王明坚决地站在了共产国际远东局这一边，反对起了高高在上的李立三！

王明很清楚，这次的站队肯定有赚无赔，明面上李立三的路线就是有问题的，更何况暗地里，自己还有远在共产国际的米夫撑腰呢？

于是王明就串联了同在莫斯科学习的博古、王稼祥、何子述三人，一边频繁的写信给莫斯科，一边公开反对李立三。但是，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李立三态度非常强硬，反弹也很激烈，差点把他们四个人开除党籍。

在米夫的尚方宝剑还没有到位之前，他们选择了暂时服软。但没过多久，他们写的信就起了作用。共产国际先是在1931年7月让周恩来和瞿秋白回国，结束立三路线，并由瞿秋白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

这还不算完，1930年，米夫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中国，以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身份操控我党六届四中全会，将王明扶上了政治局常委的位置，正式进入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核心。

米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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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时，王明仅仅27岁，回国后的基层实际工作时间还不到2年。很显然，米夫的力挺至为关键！

03

米夫为什么如此器重王明

米夫为什么如此看重王明？这还要从中共六大和王明留学莫斯科说起。

中共六大之后，以瞿秋白为首的一批领导干部作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

常驻莫斯科。当时的米夫任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长。

瞿秋白（1899-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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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期间，瞿秋白这一批代表与米夫处在尖锐的对立状态。对立的原因也不复杂，两人的革命理念不同。米夫的理念是苏联中心论。当时，包括米夫在内的很多苏共人士（甚至斯大林自己）都有意无意地把共产国际当成是操纵他国共产党的工具，他们认为其他各国的革命都应该为苏联革命服务。

而瞿秋白为首的中国代表则坚持中国革命的独立性，每当米夫想对中国革命指手画脚时，瞿秋白总会默默的顶回去。时间一长，矛盾自然就产生了。

为了防止米夫这些人对中共党员和留学生灌输错误的革命理念，瞿秋白代表中共代表团提出要加强对中国留苏学生的统一领导，这更引起了米夫的不满。

米夫为了控制中国革命，开始刻意培养亲苏派的中共党员，于是王明进入了米夫的视线，成为米夫刻意扶持的小宗派势力。

王明也很懂得迎合米夫。当瞿秋白提出“加强对中国留苏学生的统一领导”时，王明便提出“共产党不分国籍”，认为中大支部应归莫斯科一个区委领导。这更使得米夫对王明另眼先看。

随后，米夫、王明竟给莫斯科中山大学一部分反对他们的中国学生扣上了“‘江浙同乡会’反革命组织”的帽子加以打击。更过分的是，他们居然借助斯大林发起的“清党”运动，向瞿秋白的弟弟瞿景白发难。

瞿秋白的弟弟瞿景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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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景白眼看着王明及其同党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大搞清党运动，把学校弄的乱七八糟，一气之下把自己的党员证退给了区党委。吊诡的是，就在退党员证的同一天，瞿景白莫名其妙的失踪了，据说是被王明他们迫害了。

正因为王明在米夫和瞿秋白的斗争中多次充当马前卒，赢得了米夫的信任，这才有了后来米夫亲自为其站台，亲手把他扶上中央委员的一系列事件。

当然，米夫扶持王明上台更多是出于政治考虑，一个亲苏派在中共中央可以为苏联带来的好处不可估量！事实也正如米夫所期望的那样，王明上台之后事事听共产国际的，从立三路线的“中国中心论”突然转头为“苏联中心论”，做了许多有害中国革命的错误决定。

就像毛主席所评价的那样：“他（王明）总是替别人（苏联）考虑的太多，替我们自己考虑的太少！”

04

王明的代理人博古

王明上台之后，就开始推行他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尤其在苏区的军事路线、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与巩固等问题上与毛泽东同志产生了极大的分歧。

就在王明准备和毛泽东掰手腕的时候，顾顺章叛变了，上海的临时党中央陷入危险中，王明代理了三个月书记之后，找个借口跑到莫斯科避难去了。临行前，他提议由博古主持中央工作。

于是，时年24岁的博古就当上了临时中央总书记。博古也成为我党历史上最年轻的总负责人。此时的博古受王明的“左倾”思想影响较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博古中央其实就是王明中央。

博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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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博古也知道自己资历较浅，还找来一个李德作军事参谋。这个李德原本是共产国际派来的送款员，却被博古捧得高高的，说他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其实就是扯起虎皮做大旗，巩固自己的地位而已。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书生干部博古代表王明开始不断同毛泽东同志较劲。这种较劲其实也是左倾错误路线和毛泽东同志所确立的、也被历史所证明的正确革命路线之间的较量。

当时的中央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认为我们现在强大了，不需要再打游击战了，于是命令毛泽东和朱德集中有限兵力主动出击。毛泽东据理力争，却引起了中央代表团的不满。

他们把毛泽东的申辩看成是在挑战中央。为此，中央代表团在江西瑞金召开了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

赣南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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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赣南大会上，中央代表团批评毛泽东，反对他的游击战略、反对他的土改政策，反对他的根据地政策，甚至指责古田会议上所确定的“党领导一切”的基本原则！

简单来说，就是全面挑刺。在他们的眼里，毛泽东就是个没啥理论水平的农民，只有王明、博古这样在苏联喝过洋墨水的干部才是马列主义的正统传人、只有王明、博古的思想才是正确的斗争思想。

“赣南会议”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改由项英重新担任此职务。会后不久，王明又在莫斯科遥控，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来电报，撤销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

不过，毛泽东这次的赋闲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因为老蒋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在周恩来的坚持下，中央代表团恢复了毛泽东同志的指挥职务。

第四次反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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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和朱德的正确指挥下，反围剿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阶段性胜利，这时候，上海的临时中央又开始瞎指挥了，要求毛泽东继续北进。

可当时北面有国民党三个师，而且蒋介石已经预判到红军可能北进，源源不断地从武汉、南昌等地调兵，封锁住了红军北进的路线。

有鉴于此，毛泽东、朱德在和周恩来商量之后决定改变计划，暂时后撤休整，另寻战机。可当时的上海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根本不听解释，执意命令朱毛红军继续北进。

后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和王稼祥联名上书中央局说明情况，中央局这才作罢。但他们又把这笔账算在了毛泽东的头上，认为正是在他的带领下，才会红军出现拒不执行中央战略方针的问题。

其实，毛泽东同志真正的是对事不对人，他反对的不是中央局，而是中央局下达的错误指令，因为中央局和上海的临时中央远离战场，不了解战场的情况，再加上主导思想出现偏差，这才会连出昏招。

荒唐的是，他们所谓的战略方针却没有任何完整性可言，北进以后谁去接应，如果遇到问题如何应对，这些统统都没有考虑。只妄想胜利的结果，却不考虑失败的可能。

毛泽东等人因为坚持了正确的主张，没有按照临时中央的命令北进，引起了苏区中央的再度不满。同年10月，苏区中央在宁都召开了全体会议，史称“宁都会议”。

宁都会议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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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上，项英等人批评毛泽东对革命怀着悲观的严重右倾情绪。甚至还指责毛泽东不懂马列主义，搞的是富农路线。这就是典型的借机打击了，把一件纯粹的军事指挥上的争论上升为路线之争。

就这样，毛泽东第二次被拿掉了红一方面军的一切职务。几乎就在宁都会议的同时，博古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的主题也是批判毛泽东！

当然，也有一部分同志是清醒的，比如罗明、邓小平、毛泽覃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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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明当时是当时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他在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游击战和根据地建设理论是正确的，于是坚定地执行了毛泽东的战略思想。

罗明甚至当着博古的面说毛泽东是“最好的领袖”，这就引起了博古的强烈不满。于是又在党内搞起了反对“罗明路线”的运动，其实反对的还是毛泽东。

在一系列的运动中，邓小平、毛泽覃等人也都受到牵连，被逼着写检讨书。邓小平的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等职务被撤销，给予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派到边远的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毛泽覃被强令劳动改造一段时间后，调到苏区互济总会当宣传部部长。

讽刺的是，这边在批判毛泽东，那边上海临时中央却因为无法在上海立足，不得不迁入苏区。一边享受着毛泽东的革命成果，一边还批判毛泽东。还真是“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就骂娘”！

再往后就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博古和李德完全不顾中国革命实际，一味的要跟国民党硬拼，使我们积攒多年的革命力量遭到了严重的打击。

终于，红军上下对博古李德的不满达到了顶点，迫切要求恢复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重新回到正确的革命路线上去，于是就有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党和红军的工作也终于回到了正轨，正在这个时候，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带着“太上皇”的尚方宝剑又回来了！

05

王明亲自下场

王明是带着任务回来的。这项任务是共产国际安排的，或者确切的说是苏共操纵下的共产国际安排的。

当时的苏联已经与纳粹德国全面开战，西线的战事非常胶着，如果这时候日本从东边再捅苏联一刀，那可就完犊子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斯大林希望中国能把日本拖住，让日本无暇进攻苏联。而且，斯大林认为能拖住日本的，只有国民党。

所以，斯大林领导下的苏共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非常不满意，理由是这条原则不利于国民党集中精力拖住日本。

于是，苏共在这个节骨眼上将王明派回国，就是希望借王明之手改变毛泽东所主张的独立自主的统一战线。用当时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的话来说就是“不要刺激国民党，不要提出谁占优势、谁领导谁的问题，应当像法共那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不要过分强调独立自主。”

为了方便王明回国指手画脚，共产国际还给王明升官了：在1935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王明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

有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尚方宝剑，王明回国后那可真叫霸气侧漏。一下飞机就开始怼毛泽东。当时，毛泽东同志为了表示尊重亲自到机场迎接王明，还把王明一行人比作是“昆仑山上的神仙”，说他们回延安是大喜事，是“喜从天降”。

可王明却话里有话、反客为主，说自己本来就是中共派去共产国际的，没什么值得欢迎的，该欢迎的应该是毛泽东，言下之意毛泽东本不属于中共中央，自己才是血统纯正的中央干部。

王明对毛泽东的敌意从第一次见面就表露无疑，紧接着，王明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直接在会上批评洛川会议上确定的正确方针和政策，要求无条件服从统一战线。

这里要简单解释一下，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并不是无条件服从而是既有合作又有斗争。尤其是将国民党划分为左中右三种势力，对不同的势力或斗争或争取，用不同的方法去斗争团结，在巩固统一战线的同时，还可以不断壮大我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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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这才是正确的路线，毛泽东在会上对此做了说明和辩解，可王明执拗的声称这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就好像尚方宝剑一样，一出鞘，与会的同志只有纷纷附和，毛泽东同志为了党内团结选择了忍让。

会议的最后一天，王明突然提出了一份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名单，把自己一同回来的康生和陈云安排进政治局。同时，把自己的排名向上提，挤掉了张闻天，提高到第二位。

王明一边做出这样明显的动作，一边还公开宣布，说自己没有“夺帅印”的意思。可王明回延安之后的第一次集体合影中，我们却看到毛泽东站到了后排最靠边的位置，而他王明却大模大样的坐在了前排C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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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之后党的路线出现模糊，导致下面的军官和将士不知该如何贯彻精神。党的领导力降低、政治工作被削弱，甚至出现了个别军官逃跑、国民党勾结八路军官兵叛变的情况。

随后，王明通过一系列政治操作，合并了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自任长江局书记，在武汉搞起了无条件服从的统一战线，跟在延安的毛泽东分庭抗礼。

除此之外，王明还未经党中央同意就擅自发表《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巩固国共两党精诚团结，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一文，片面强调国共两党精诚团结。

在中共中央已发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之后，王明又提出另外六大纲领，强调“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

再往后，就更离谱了，王明甚至附和国民党提出的“只要一个军队”和“统一军令”，说要在军事上服从国民党的统一领导！如果真的像王明这样操作，那我党妥妥的会变成炮灰。

到这个时候，王明的长江局已隐然成为“第二政治局”，时时处处与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中央对着干。比如，毛泽东同志那篇著名的《论持久战》要在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上发表，王明居然以文章太长为借口拒绝登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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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王明和毛泽东的斗争僵持不下的时候，转机终于来了。任弼时受中共中央指派到苏联向共产国际申请武器援助。借此机会，任弼时和季米特洛夫进行了深入的交谈。

任弼时告诉季米特洛夫，第二次国共合作和第一次国共合作形势完全不同，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武装，也积蓄了相当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也可以挑大梁！正是这次会谈，让季米特洛夫了解了当时中国革命的状况，消除了许多误解和成见。

另一方面，当时在莫斯科养病的王稼祥也没有闲着，他抓住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向斯大林汇报了中国革命的情况并简要介绍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政策方针。

王稼祥还说：“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已经为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很有成效的，我们全党、全军和全体爱国人民，都支持并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王稼祥的介绍，得到斯大林的理解和支持。

在任弼时准备返程时，王稼祥也提出要回国继续工作，共产国际同意了他的请求。两人临行前，共产国际的总负责人季米特洛夫和他们又谈了一次话，最后说了一句：“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再争了吧！”

至此，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两个尚方宝剑都被收缴了。任弼时和王稼祥回国之后立即召开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新指示，指出共产国际已经明确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

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终于再次得到了确立，王明的左倾路线到此时终于也画上了句号。

王明的错误路线虽然终止了，可是王明自己始终不愿意直面自己的错误，直到新中国成立连一份关于自己错误路线的书面说明都不愿意交。后来，他又以养病为名义又跑去苏联，始终不愿意回国。

再往后，国内爆发运动，王明在苏联又写了许多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反对毛泽东的文章，妄想为自己翻案。到1974年，王明因病在莫斯科逝世，终年70岁。

王明的错误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照搬照抄苏联模式和马列思想救不了中国，屁股坐歪了的人更救不了中国。毛泽东思想和路线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它们是马列主义中国化的结果，是经历了中国革命血与火实践检验的路线！